我叫张兆一，1987年时，我二十二岁，在银行已经工作五年，是一名小小的记账员。
就是打着算盘，翻着凭证，用钢笔，往一本本绿本账薄上记账的那种。
1987年，我有两大人生目标。
一是追到行花曹淑媛。
二是通过全国珠算二级资格考试。
先说曹淑媛的事吧。
我心里已经虽然明确了目标，只是这目标确实有点高。
因为她是我们支行、应该说是我们全分行的行花曹淑媛。在外人看来，以我的条件，想追到她，纯粹是在说梦话加笑话了。
我要好好想办法去够到她。
曹淑媛有多漂亮，恕我笔拙，真写不出来，反正漂亮的稀里哗啦的！
举几个例子这么说吧，去年，她中专毕业，去年去分行人事处报到。市分行整栋大楼的男青年都在骚动了起来了。这些个骚蛋货，全守在分行大门口，等着曹淑媛，以一饱眼福。
曹淑媛入行的第一天，立即被大家公认为是市分行的“行花”，注意，是市分行，不光是小小乌由区支行的。
果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不，是贼亮、贼亮的。
而且，从曹淑媛上班起，支行内外、区内外，还有分行上下的未婚男青年们，大概写作水平，都有了质的飞跃。
在那个没有扣扣、某信、手机的时代，连刚刚兴起的传呼机那是富人和权力的标志，而私人电话也没有进入家庭的时代。手写情书，就是最好的方式。
我自己就是个很好的例子。说实话，我看的书，比我同龄不知多多少，特别是中外文学名著，加起来总超过一百本。其中让人心跳耳热的情爱段落，不知躲在被窝里读了多少遍。
可是，一提起笔来要写给曹淑媛，不知道是用莎士比亚的风格，还是曹雪芹的体；或者是托尔斯泰的雄浑，抑是狄更斯的深沉；还是李清照的婉约，抑是苏东坡的豪放。
真的是大伤脑筋，就会在深夜里仰天长叹：
“书到用时方恨少！”
至于曹淑媛上班的支行储蓄股，也成了支行人流量最大的地方。
在三楼，支行五个领导，就是一个行长、两个副行长、一个工会主席、一个总会计，他们的办公室人流量总和，不到二楼曹淑媛办公室的三分之二。
曹淑媛每天收到的私人信件，比支行人秘股收到的公函还多一倍。
支行开大会时，人们关注的，不是台上讲的口干舌燥的郭行长等支行领导，而是台下端庄文静、认真记着笔记的曹淑媛。
追求曹淑媛，其实已经是成为了一种潮流、一种风气，也就变成了现象级事件。
好像未婚男子不追求她，就不算男人一样。能不能追到，甚至能不能见到她，那反而不要紧了，大有重在参与的高风亮节。
保卫股的江山红股长，意见却很大。因为自从曹淑媛来了支行，对外来来访人员的登记工作量，翻了几番。因为到一楼营业厅办事，不需要登记，但上二楼，就要在门卫室进行登记。
不过，保卫股负责登记的人却高兴，因为这样的人流量，虽然辛苦一点，但一天接到人家陪小心敬的烟，经常装满半个抽屉。收烟的水平，已经大大超过了支行本来排名第一的信贷股、排名第二的营业厅会计柜台。
他们私下把收到的烟统称为“淑媛牌”香烟。叼在嘴用，用力嘬几口，那个美，特马的都有些变态了。
我们支行大门口这样的人流量，引起一个挑着担子、走街穿巷卖猪血汤的小贩注意。他就在大门马路对面的老槐树下，支起一个小摊子。专供进出支行的热血青年们补猪血，据说后来也成了万元户了。恐怕，他是我们区最早学会用“流量”发家致富的人才。
我追求曹淑媛，可绝不是随波逐流的行为。我自认为、也自信的认为，像我这样的好青年，才高六斗、貌次潘安，只有曹淑媛这样的美女才配的上。
虽然我家住的棚板房是租的，还经常漏雨。爸爸早死，妈妈是个吃农村粮的裁缝，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、两个妹妹。
可是，这有关系吗？
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司马迁于千年之后，于我心有戚戚焉！
所以说，如果一九八七年的我有人生目标，曹淑媛就是了。
但是，像那个时候大多数我这个年龄的人一样，我的梦想，不是当什么支行行长、分行行长、总行行长，要成为什么银行家，而成为一名武林侠客。
“小张，别天天看些没有影的武侠小说，马上就要珠算定级考试了，你也不学学人家刘祥！看人家，天天下了班，还要坚持练一个钟头算盘哩。”
我师傅邱德芳，见我又在偷偷看金庸小说，就走过来说我。
我知道，师傅是在为我没有人生目标而操心。包括生活目标、工作目标。
对于我这样的小人物而